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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一座“活着的博物馆”
发布时间:2019-08-11

  美国人很难理解拉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曾写道,“美国愿意为拉美做任何事情,就是不愿意理解它。”作为作者,我自然希望莱斯顿的告诫并不适用我的书。实际上,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帮助北美人理解拉美。

  北美人对拉美持有诸多成见,由此阻碍了对拉美的理解。古典的刻板印象大多来自传统电影和《纽约客》的漫画,比如在喜歌剧“革命”中,络腮胡的猛男们纵马驰骋、进进出出;戴着宽边帽的农民在咖啡树下午睡;头上顶着橡胶和菠萝的妇女在大街上欢快地翩翩起舞。而在新的刻板印象里,昏睡的农民成了肩挑抢匪的勇敢游击队员,向美国市场供应毒品的腰缠万贯的毒品贩子,或者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声称将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场带到拉美的保守技术专家。不过,新旧刻板印象都不十分恰当,反倒阻碍了理解这个地区复杂性的诸多努力。

  除了这些刻板印象,有碍于了解拉美的因素还包括:拒绝站在拉美的角度理解拉美。北美人往往将北美社会看作是高级的、比较发达的和其他社会效仿的榜样。美国被视作灯塔,“山巅之城”,美国人则被视作“上帝的选民” 。美国人总是将拉美和拉美人看作是需要接受教育的小孩子,教授其行为须合乎民主和经济规则。美国人认为拉美希望变得和美国一样,并朝着美国模式“发展”,想必是:自由的、民主的、多元的和自由企业导向的。要想成功,拉美必须模仿美国,这样就可以赶上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像伍德罗·威尔逊、约翰·F.肯尼迪、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以及美国历史上其他无数的人一样,美国人试图教导拉美如何做一个好政府、捍卫社会正义和保持经济效率。美国人对待拉美的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别人,拒绝站在对方的立场理解对方)贯穿整个历史,至今仍然如此。这恰恰是北美人无法理解拉美的根本原因。

  不过,这里谈论的并非只是刻板印象和种族中心主义,还掺杂着严重的偏见——我这里说的意思并不止于民族或种族偏见。这是因为拉美构建的基础是封建寡头、威权主义和精英主义。拉美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和赤裸裸的非平等、非多元主义和非民主的原则。这些早期特征中尽管有不少目前已经明显地被修正、更新或“现代化”了,但至今仍然深植于文化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该地区的主要机构。大多数美国人坦承,他们对这些习性感到不舒服,因为这样一个社会不仅建立于不平等之上,而且——至少在私人领域——没有任何歉意、愧疚和不好意思。结果,他们就有了一种传教式的态度:美国或者必须教导拉美人如何按美国方式行事,或者认为拉美不可避免地要向美式制度发展。因为另一条道路——一个不平等的、充斥着异端审判的和非民主的社会——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此繁多的偏见、歧视和误解,以及传教式的态度阻碍了美国人按照拉美的方式与其打交道,即通过拉美自己的制度和机构的原则运转,而不强制灌输北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本书将拉美看作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或文明。我在本书中分析这个地区的路径是其文化、语言和制度,而非透过带着北美偏好的、玫瑰色的眼镜。我承认拉美发生了变化、演进和发展,我也承认外部影响的作用,比如美国对该地区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我仍力图洞察为什么拉美不同于美国,拉美如何不同于美国,以及为什么拉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和美国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我考察的是拉美文明的基础和本源,追溯其历史的演进过程,表明拉美和美国如何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注意:我说的是“不同的”而非“新兴的”、“欠发达的”或者“落后的”。)在本书中,最快开奖记录我试图解释拉美如何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运转,其内部规范和运作规则是什么,拉美的独特性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和如何一定程度上不同于美国文明等。尽管我竭力根据其内部动态了解拉美,但我仍试图暂时搁置我的观点。

  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止于帮助更好地理解拉美——尽管也非常值得这样做。它还有比较研究和理论构建的更高理想。通常而言,美国人将约翰•洛克、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看作是美国多元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哲学缔造人。但谁是拉美的哲学缔造者呢?答案肯定包括中世纪天主教教义的缔造者圣托马斯•阿奎那,耶稣会的新经院哲学家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他科学地解释了西班牙国家构建进程中形成的王权制度和殖民制度给予了科学的解释,让-雅克•卢梭——证明了自上而下的、有机的民主通常导致威权主义,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他设计了精英导向的进步模式,从而导致拉美迅速被同化——至今仍被信奉。北美洲和拉美这两大哲学传统的差异是相当巨大的,而要解释这两个美洲之间的相对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两大概念,洛克的和阿奎那-苏亚雷斯的,当前仍处于困境中,因为这些社会是基于其自己的原则建设的;两大概念都可能是过时的,均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从一个层面上来说,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是拉美;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它是一种比较性研究,考察的是美国和拉美的形成原则,探究是否每一个系列原则是否都同今天复杂的社会(北方和南方)相联系。

  我还要说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个话题在前言中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首先,我特别重视的是拉美的思想和政治文化史。这个主题在当代社会经济和制度方面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但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其次,我寻求将这些政治和社会思想同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国内政治制度的运作,以及国际压力和力量诸方面的现实结合起来,以编织一个同拉美的运作特点密切相关的多元性的复杂织锦。第三,多年研究这两个地区之后,我深信如果不理解伊比利亚母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运用于该地区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可能理解拉美。的确,我的观点是将伊比利亚和拉美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的文化区域,而不是将其看作是互不相干的地理区域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承认不仅伊比利亚和拉美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还受到了其他外部影响(比如欧洲和美国)的冲击。当然,拉美和伊比利亚在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应当给予细致的区别对待,但本书关注的是宏大图景、共通性,以及作为独特文明的伊比利亚和拉美。

  本书在诸多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首先,几乎没有人再写拉美的政治理论或政治传统。其次,最后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综合图书几乎已经出版30年了,而今已经不再刊印。不仅如此,大多数关于拉美政治思想的书都是从独立时期开始写的,因此忽略了拉美至今仍在苦苦抗拒的、极其重要的殖民时代。尽管如此,其中并没有一本书关注拉美封建的和中世纪的根源,它源于中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至关重要的。就我所知,没有一本关于拉美政治理论的书籍将这一主题看作是更广泛的地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而加以系统讨论,也没有一本这样的书试图将政治理论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发展议题相联系。本书及其方法既新颖又独特,探讨的是经常被忽略的重要议题。本书也颇有刺激性,有可能引发讨论和辩论。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二:一是供对拉美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二是作为有关拉美、比较政治、政治理论和发展主义问题等课程或研讨会的教材或者补充阅读材料。最初的章节设计包括22个议题,对于一学期的课程而言是太多了;当前12章的结构只需老师每一个主要议题花费一个周的时间,也可以根据时间和兴趣对这些章节进行细分。

  本书是我近40年来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拉美生活与工作,以及研究与写作两大地区议题的结晶。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是密歇根大学的本科生,也正是在那时,我先是选修了拉美和西班牙课程,接着又攻读研究生,再后我成了一名学者,也做过拉美政策相关的职业。我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60年代学习拉美课程之时,但我在拉美呆的时间越长,我研究的国家就越多,我就愈加相信:要理解拉美的共性,就必须回溯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本源。这引领我20世纪70年代动荡的十年(1974年葡萄牙革命,1975年大总统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去世,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民主转型)里扩大了我对伊比利亚的研究,围绕伊比利亚和拉美,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地间的关系进行写作。在那40年间,伊比利亚和拉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我的心目中,社会结构和政治思想及行为(包括早期形成阶段和我所写的建国原则)的延续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这40年间,我负恩累累。一些基金会和资助机构支持了我的研究,其中就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富布莱特项目、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劳动关系和研究中心、马萨诸塞大学、莫尚中心等。

  下列这些人曾审读或评论过书稿的全部或部分:玛格丽特·莫特、伊艾达·希凯拉·威亚尔达、豪尔赫·多明戈斯、理查德·莫斯、保罗·西格蒙德、戴维·斯科特·帕尔默,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者。本书的责任编辑约翰S.克维尔提供了可靠的编辑指导,而多丽丝·霍尔登女士则做了大量优秀的文字处理和编辑工作。伊艾达·希凯拉·威亚尔达在我研究政治理论这一主题的40年间,有36年一直是我的伙伴和伴侣。有时候,我的旅行和需要她做我的助手影响了她的事业,但却并未阻止她慷慨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智慧,她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妻子、朋友、学者、教授和学术同事。这并非第一次借我的书向她表示感激之情。我深信上述这些机构和个人,都从不同方面影响了我的思维,但本书的观点均由我个人负责。

  在这本富有睿见的著作中,霍华德•J.威亚尔达既探讨了拉丁美洲政治文化的几大主题,又探讨了拉丁美洲诸民主模式及其迥异于美国民主模式的原因。此外,本书还聚焦于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理论,考察了这种理论对于民主发展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威亚尔达跳出拉美政治史的思维范式,分析了从古代到21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宗教因素对伊比利亚和拉美文明的影响。

  霍华德•J.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美国比较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美国佐治亚大学国际关系系创始人,华盛顿特区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除对拉美和南欧的政治和发展有深入研究外,威亚尔达还对亚洲、东欧和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研究。其独特而深刻的思想不仅令他享誉学术界,也对政策制定者们影响颇深。他曾任美国四任总统的顾问,并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及私人组织出谋划策。重要作品有《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比较政治学导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美国的对外政策》《民主及其不满》《拉美的政治和发展》等。

  郭存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联合发起人兼负责人,译有《巴西史》《共享型社会:拉丁美洲的发展愿景》《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主编《中国与拉美:山海不为远》(中文版和西文版,2016),《一带一路和拉丁美洲:新机遇与新挑战》(中文版和西文版,2018)。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拉美思想文化和中拉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

  叶健辉,哲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拉丁美洲解放神学、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

  张森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1961年和1964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史研究生专业。著有《领悟多元视角下的拉丁美洲》,参与出版的译著有《简明拉美史》《现代拉丁美洲》和十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

  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官方微信公众号,专注于提供拉美历史和现实的深度阅读,挖掘拉美资讯背后的理性分析,致力于了解拉美、研究拉美、传播拉美,助力中拉关系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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